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自幼入塾读经史，后入高级小学，因家境贫寒曾一度辍学，与人设馆授徒，并兼营书店，但仍坚持自学，每进新书必先读而后再出售。不久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后留校任教员。1918年只身游学开封，在著名教育家张嘉谋指导下，考入河南育才馆，毕业后在《新豫日报》任编校。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与商承祚、容庚等同为研究生。从1925年起，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2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员，后又被聘为编辑员、研究员、代理所长等职。1947—1948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年底去台湾后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大学教授。1956—1958年曾移居香港，先后任东方研究院研究员兼历史教授、崇基书院教授、新严书院教授和珠海学院教授。1958年返台，任史语所甲骨学研究室主任兼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1963年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

　　董作宾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其中尤以在殷墟考古和甲骨学上的贡献更为突出，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在院长蔡元培先生支持下，即着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向研究院提出了《殷墟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呼吁：“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于是，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殷墟进行首次科学发掘。

　　董作宾主持了这次发掘。发掘进行了17天，地点在小屯村中、村北及村东北。共出土甲骨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遗物。

　　第一次发掘即获得丰富成果，对人们鼓舞很大，从此开始了殷墟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从1928年至1937年，十年之中共进行了15次发掘，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发掘工作才被迫中断。董作宾参加了殷墟15次科学发掘中的前七次和第九次，其中第一次、第五次和第九次发掘均由董氏主持，第十一次、第十五次则是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对发掘进行了巡视监察。其对殷墟科学发掘的贡献，特别是开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董作宾一边参加殷墟科学发掘，一边着手对所获甲骨文资料进行整理研究。1928年第一次发掘结束不久，即从所获854片甲骨文中选出381片编为《新获卜辞写本》，于当年11月出版。以后，在《帚矛说》（1933年2月《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学》（1936年8月《田野发掘报告》第一集），《殷历谱》（1945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等论著中，均有新获卜辞的刊行。

　　1935年，董作宾完成了《殷墟文字甲编》的编纂工作，从自1928年至1934年前九次殷墟科学发掘中共得6497片甲骨文中，精选3942片而成。当时学术界都十分关注《甲编》的出版，然而它的出版却经历了种种波折磨难，直到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承印，《甲编》才于1948年问世。紧接着，又从殷墟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科学发掘共得18405片甲骨文中，精选9105片而成《殷墟文字乙编》。《乙编》分上、中、下三辑，上、中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48年、1949年出版，共著录甲骨文6272片。下辑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于1953年出版，著录甲骨文2833片。《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收录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十年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乙编》，集中著录了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资料，在刊发甲骨文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董作宾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对出土的甲骨文既不分期，也不分类，而是依照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编号之后又注明登记号。据此，在研究甲骨出土情形与遗迹、遗物关系时，就可以从发掘报告中查明，为甲骨文的考古学考查提供了极大方便。

　　由于董作宾长期从事殷墟科学发掘实践，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之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其中重要的是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他自己也曾说过，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是由殷墟地下挖掘来的。董作宾根据对殷墟科学发掘所得整版龟甲的观察审定，将一个完整的龟腹甲分为九个部分，即：一、中甲。二、首右甲。三、首左甲。四、前右甲。五、前左甲。六、后右甲。七、后左甲。八、尾右甲。九、尾左甲。再将残破甲版以此定位，经过对大量同部位甲片的分析排比，发现其规律。

　　董作宾在甲骨文缀合复原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甲骨文缀合是将支离破碎、身首异处的甲骨重新组合在一起，以增加甲骨文的史料价值。这是一项繁重复杂、学术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学者有深厚的甲骨学功底，敏捷的思维和敏锐的眼光。董作宾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看做是甲骨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之与分期断代并列为“甲骨研究新方案”的“两种原则”。他在撰写《殷历谱》时，对甲骨断片多有缀合。对《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学乙编》的残片缀合工作，也给予全力支持。张秉权根据原骨对《乙编》缀合成《殷墟文字丙编》，与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

　　董作宾还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和我国古史年代学。1931年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安阳发掘报》第三期），1934年发表《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三分）、1940年发表《研究殷代年历的基本问题》（《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集）、1945年发表《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等一系列论著。

　　《殷历谱》是董作宾倾注10年心血完成的鸿篇巨制，全书分上下两编。

　　尽管有学者对《殷历谱》还持有异议，认为 ：“董作宾汇集了很丰富的甲骨材料，建筑在有限的殷代历法基础之上，他所作的《殷历谱》是工程浩大的著作，但其基础很不坚强。”固然董作宾论述的有关问题，有些确实有待进一步商讨，但其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应当肯定的。如关于殷代的历法，董作宾论定是一种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阴阳合历，以太阳之圆缺一次为一月，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大小月相间，两个月连续为大月称“频大月”。以太阳之温凉寒暑嬗变一次为一年，用闰月调整阴阳之差，即三年一闰，十九年而七闰，全年平均36514天。武丁、祖庚时于年终置闰称“十三月”，祖甲以后始改为年中置闰即置闰于当闰之月，并改称一月为正月。这和后来多数学者所论定的都是一致的。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董作宾与郭沫若的交往，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东渡日本，居千叶县市川市，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研究甲骨文。在日本苦于材料的匮乏，郭沫若就向国内友人写信求助。董作宾仰慕郭沫若的学识，不避郭正受通缉之嫌，不仅提供了殷墟出土的最新甲骨文材料，还将自己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寄往日本。郭沫若看后十分欣喜，遂取消了自己原在《卜辞通纂》后附卜辞断代表的设想，并在《卜辞通纂后记》中对《研究例》予以很高评价：“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之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之充满；而使余尤私自庆幸者，在所见多相暗合，亦有余期其然而苦无实证者，已由董氏由坑位、贞人等证实之，余读此文之快味，固有在寻常欣赏以上也。”后来，郭沫若又进一步指出：“继王国维之后，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董作宾……由于董氏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卜辞或每一片甲骨属于哪一王朝的绝对年代。这样更增加了卜辞的史料价值。”以后两人经常互赠资料，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保持书信往来，但长期无缘相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弃子只身返回祖国参加抗战，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而董作宾则和史语所同仁精心护卫着殷墟发掘资料，在西南大后方辗转迁移，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和研究。

　　1942年是我国抗战最艰苦的日子，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宜宾南溪镇李庄栗峰山村，一次董作宾到重庆专程拜访了郭沫若，两人神交多年始得会面。郭沫若欣喜异常，当即设宴款待并泼墨挥毫赋诗相赠：“止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董作宾也为郭沫若的真情所动，后来在《跋鼎堂赠绝句》中称：“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唐兰）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古，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建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呼？兴念及此，搁笔太息！”（《董作宾全集》）两位甲骨学大师之恭谦礼让之美德和淳朴之友谊，跃然纸上。

　　1963年董作宾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享年69岁。董作宾的逝世是文化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海内外学术界对他都深深怀念。在他逝世3周年、7周年、14周年忌辰和100年冥诞，学术界都集会发表文章予以纪念。据宋镇豪主编的《甲骨学百年论著目》统计，从他逝世以来至1999年，包括港台地区、祖国大陆、日本、韩国等，发表纪念文章近12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