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绪贤（1885—1978），分析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和化学史家。中国半微量分析化学研究和世界化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最先在大学讲授这两门课，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培育了大批化学人才。

　　丁绪贤字庶为，1885年10月11日出生于安徽阜阳书香之家。他自幼勤奋好学，清末时中秀才，精通文史。因当时中国贫弱，屡遭列强欺凌，许多爱国志士力主发展科学技术，倡议科学救国。丁绪贤受维新思想影响，决意弃科举而就实学。清末时，各地相继兴办新式学堂，吸引许多士子。1904年，江苏与安徽于南京合办了江南高等学校，丁绪贤20岁时应考入学。孙中山于1905年成立同盟会，提出推翻清政府统治。作为爱国青年学生，丁绪贤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同时努力攻读自然科学。1908年春，各地举办公费留学英国的考试，他在安徽报考，获全省之冠，开始远离祖国赴英留学。临行前他写下“此去何为者？兴亡责匹夫。同胞如有志，曷共奋前途。”的诗句，表达他的救国志向。1909年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化学系，1910年底回国，1911年初与具有反封建思想的新式女性陈淑（字允仪，1891年生）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丁绪贤伉俪再次前往英国。

　　1911—1916年丁绪贤于伦敦大学化学系攻读6年，投师于著名化学家拉姆塞（Ｗ．Ｒａｍｓａｙ及柯莱（Ｊ．Ｎ．Ｃｏｌｌｉｅ）。丁绪贤在名家指点下，受到严格训练，打下牢固科学基础。1912年拉姆塞退休后，他又在物理化学家唐南（Ｆ．Ｇ．Ｄｏｎｎａｎ）指导下撰写论文，1914年被授予荣誉科学学士（Ｂ．Ｓｃｉ．Ｈｏｎｏｕｒ）称号，继续于伦敦大学研究部深造。此时陈淑也于该校攻读英国文学，是中国较早留学海外的女性。丁绪贤与陈淑自英学成归国，1917年抵北京，未投身于政界或工商界，而是忠于科学与教育事业。丁绪贤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化学教授，陈淑则执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他们在北京执教期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丁绪贤夫妇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革命运动。

　　丁绪贤认为，要发展科学，必须要有专门的科学组织，因此他热心于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的工作。他在伦敦大学期间，曾积极参加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的活动。1912年前后，他与留英同学王星拱、石瑛等人于伦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后因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人于1914年在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组织，且人数较多，不久，该组织将社址迁回上海，丁绪贤转而支持并参加国内的中国科学社活动，成为“永久会员”。他是中国科学社发起者之一。1942年他还被选为中国化学会桂林分会首届理事会理事，1944年至1945年被选为中国化学会第十一届、十二届理事会理事，1947年至1948年又被选为中国化学会第十四届、十五届理事会监事。

　　编写中国第一部世界化学通史

　　丁绪贤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识到研究自然科学史，是提倡科学、改进教学的有力措施。因此他像中国化学家王进、张子高等一样，早在70年前便致力于化学史研究。丁绪贤主要侧重研究世界化学通史，是中国开展世界化学史系统研究的第一位学者。1919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理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化学家普力司莱传》一文，对发现氧气做过杰出贡献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Ｊ．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首先在中国作了全面介绍普里斯特利具有民主思想，因同情美国独立运动而受迫害，后迁居美国。丁绪贤撰写此文意在宣扬“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革命主张。1919年丁绪贤被北京大学总长蔡元培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丁绪贤是主张在大学将科学史列为教学内容的少数有眼光的教育家之一。他高度评价科学史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化学的同时，兼设化学史课程。在紧张教学及系务活动后，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编写化学史讲义。

　　1919年丁绪贤在《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发表《有机化学史》长篇译作，首次介绍有机化学这门19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的发展史，创译许多化学史专有名词。在此后，他自编化学史教材，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几次修改文稿后，于192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题为《化学史通考》，列为《北京大学丛书》第11种。这是丁绪贤主要代表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化学史书籍。此书出版为国内开展世界化学史研究打下基础。直到80年代，这本书是这方面唯一有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全书共7编24章，约40万字。前6编为断代化学通史，第7编为特别化学史，包括实验化学及工业化学2章。此书按下列体例写成：①“年代和门类互为纲目”；②“插入名人传记于有特别关系之处”；③“以概论和批评助学者的思想和记忆，而以原文、表册和史料为根据或参考”。这与英国学派编著体例是一致的。内容全面，材料丰富，图文并茂，结构严谨，叙事生动，史论结合，确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化学史通考》将化学史断代为：①上古时代（远古至公元500年）；②中古时代，下分点金（公元300—1500年）、制药（公元1500—1700年）及燃素（公元1700—1770年）三个阶段；③近世时代，下分第一（公元1770—1800）、第二（1800—1860年）及第三（公元1860—1900年）三个阶段；④最近时代（公元1900—1920年）。这种分期断代是正确的，符合化学自身发展实际。丁绪贤于1925年谈研究化学史的意义时写道：“可见化学史的范围、性质和目的，是将全部化学合拢起来，算一个通盘筹算的账目，也是将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化学思想和观察的成功和失败、影响和趋势导出一种条理，订出一种沿革，证出一种因果，使大家可以比较，可以批评，可以推测，可以激发而兴起。观往知来，志在千秋，正是一般史诏我之事，难道化学史独能例外？所以化学史者是极活动的、极有趣的，而且是极有重要关系的。”这些话确实言之有理。丁绪贤认为学习化学史有下列益处：①打破狭窄专业局限，能统观化学全局、扩充视野；②养成观察问题的发展观点及正确历史观；③从根本上给人以训练，提供化学知识基础；④从前人成败中取得借鉴、观往知来。他对化学史重要性的认识颇有见地。因此在他影响下，国内一些高等院校也一度开设化学史课。《化学通史考》从而成为化学界教研及自学的参考文献。培育了不少对爱好化学史的学者，也受到国际上的关注。这是丁绪贤对科学事业做出的第一个独到贡献。

　　1927年丁绪贤受聘为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时该校由张学良任校长，与丁绪贤共事者有另一位著名化学家庄长恭及史学大师王国维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丁绪贤南下任安徽大学及东吴大学理学院院长，当时陈淑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全家遂迁往水城。鉴于《化学史通考》初版早已售罄，许多人欲购无从，于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约以再版。清样排出后，值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书馆遭劫，所有书稿同付劫灰，使再版难以实现。在此困难情况下，丁绪贤于1934—1935年在东吴大学任教之余再版增订，1936年方由商务出版。第二版增补库珀（Ａ．Ｓ．Ｃｏｕｐｅｒ）、迈尔（Ｖ．Ｍｅｙｅｒ）、拜耳（Ａ．Ｂａｙｅｒ）及埃尔利希（Ｐ．Ｅｈｒｌｉｃｈ）等人传记，加写电离学说最新发展、20世纪最新元素及中子、电子的发现，以及原子结构理论等，将原来人物照片由40幅增至80幅。这体现丁绪贤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的严谨治学精神。《化学史通考》第二版还增添主题索引及中外文人名对照表，使读者便于检索，为中国科学史著作设索引开创先例。从该书中既可了解各历史阶段化学发展总的轮廓，更可知每人、每事细微末节，史料之富为一时之甲，他本拟于1936年再版后，复推出第三版，补写中国化学史及所授分析化学历史。但战时时局动荡，以致未能实现计划，他深以为憾。幸而此工作后由张子高、李乔苹、袁翰青及曹元宇等完成。